以开放型经济发展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浙江社科网

· 2020-05-15 06:56

新一轮转型需从多个维度展开——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中国可以进一步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在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提升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逐步嵌入全球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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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特征,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二是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换。第一个转换已接近完成,从金融危机前2007年14.2%的高速增长转换到2014年7.4%的中高速增长区间。第二个转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仍明显滞后于第一个转换。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第二个转换明显滞后是分不开的。因此,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快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换,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

改革开放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的第一轮经济转型,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换,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变化,拉开新一轮经济转型序幕。成功完成新一轮转型,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新一轮转型需从哪些维度展开?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表现?转型的核心环节在哪里?就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经济发展;中国;产业结构

何谓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4年GDP已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也应看到,受特定阶段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过去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实现的,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比较大。

记者: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去年我国经济增速逐季下滑,PPI同比40多个月下降,且跌幅较大,但一些结构性指标出现明显改善。如何看待目前经济表现?经济增长达到均衡点尚需哪些条件?新一轮转型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型经济发展构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通过将自身禀赋优势融入全球产业和价值链分工体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当前,全球制造业生产分工体系出现调整,世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经贸体系的规则和内容出现新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与挑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也遇到了一系列“瓶颈”与“障碍”。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努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此,在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已难以持续,不转换没有出路。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201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减少244万人和371万人,劳动力供需条件变化推动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二是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趋于下调。2012—2014年,储蓄率已从49.2%下降到48.8%,加之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必须在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关键作用的同时着力提高投资效率。三是传统产业,如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到今年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已连续40个月为负,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四是负债率上升,风险不断积累,挤泡沫、去杠杆的任务十分艰巨。五是生态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压力明显增大。

王一鸣: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国推动务实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1979至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增速明显高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高于国际组织的预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从传统优势升级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种途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从年度增长率看,2007年经济增长14.2%,2015年增速与之相比下降了一半。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由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可以进一步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在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提升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逐步嵌入全球创新链。在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及其他优惠政策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而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必须打破传统发展方式,着力培养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一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即从主要基于成本和价格竞争的模式转向基于品牌和技术的模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品攀升。“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仍缺乏核心技术与品牌。因此,欲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攀升,需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世界知名品牌。二是为传统优势注入新动能。即以更新、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维持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一般而言,经济成本取决于要素价格和生产效率,且比较优势背后的本质是相对成本的差异和竞争。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要将奢侈品变为高端产品进而变为大众消费品。传统上中国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之所以不可持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应优势源于环境规制政策宽松所带来的低环境成本和劳动力丰裕所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以及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衰减,要维持低成本优势,可以通过为之注入新动能来实现。这需要依靠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降低产品成本,获取新型竞争优势。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都离不开创新驱动方面的实质性突破。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关键是要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实现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转型。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环境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保持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逐步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推动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换,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因素表现在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支撑要素驱动增长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2012年以来,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逐年减少,当年减少205万人,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人口抚养比呈逐年上升态势,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这样,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放缓,资本投入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下降而放慢,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减速就难以避免。与此同时,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环境容量也难以承受,生态环境硬约束不断强化,

从简单“引进来”升级为集聚全球高端要素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作为必须坚持的新的发展理念,以此引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行动。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要求出发,从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实施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高效增长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泡沫就很容易破裂,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既要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逐步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的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势必会出现经济减速的过程。利用麦迪逊数据库对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减速时的人均GDP区间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经济体增速急剧放缓出现在4000至15000国际元之间,约占全部经济体的四分之三。根据麦迪逊数据库,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7371国际元,2015年约11000国际元,正处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与此同时,我国与国际样本也有偏离。绝大多数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后的第四个十年,增长率都低于4%。我国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目前仍保持7%左右的增速,增速明显高于一般国际样本。这与我国区域增长的梯次推进是分不开的,东部沿海地区减速,但中西部地区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东部增速放缓,但由于东部地区经济体量大,中西部地区经济提速还不足以完全对冲东部增速放缓,全国整体经济增速还是放缓了。

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嵌入”型发展模式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出口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资本跨国流动是其追逐更大的利润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结果。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自身劳动力丰裕的要素禀赋结构、制造业开放程度高而服务业开放不足等因素,导致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利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且以低端加工组装为主,而制造业高端环节和服务业等领域利用外资则相对较少。

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需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发展新常态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这就要求持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改革政府投入方式,变以往的选择型、分配式为普惠型、引领式,设立创新投资引导基金,用好私募、股权众筹等融资工具,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的发展,调动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改变科技成果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有效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发展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平台,培育创新文化生态,推动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2010年2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在波动中下行,到2015年1季度已持续20个季度。经济增长要达到均衡点,仍需满足一些条件。从需求侧看,投资增速要逐步见底。目前,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影响,增速仍有可能放缓,基础设施投资随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渠道受限,增速还可能放缓。从供给侧看,要形成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的机制,使过剩产能得到“出清”。从增长动力看,新动力要成为主导力量,有效替代旧动力的衰竭。经济增长逐步达到均衡点的过程,也是新一轮转型深入展开的过程。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需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为此,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必须改变传统的简单“引进来”模式,通过高水平“引进来”提升利用外资的层次和质量。在此过程中,需要确立“全要素观”和“全成本观”。因为利用外资是一个涉及知识、信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流动问题,不仅牵涉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涉及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其中,高水平“引进来”的对象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而且广泛涵盖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高端要素。为此需要做到:一是推动外部资源与中国产业体系的对接和融合。促进“引进来”的资源充分融入产业体系,通过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活动推动企业产出质量好、附加值高、污染低、能耗少的产品和服务,推动中国的分工地位从“微笑曲线”中间向两端攀升。二是启动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当前,中国实体产业的生产率尚不能有效抵消综合成本上涨的压力,企业利润较为单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困难。而解决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成本上涨压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率,因此可适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并以此作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手段之一。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增长速度换挡,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结果。2010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衡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分类和按人均GDP衡量,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同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这种阶段性变化意味着,长期支撑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式微,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长减速。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就要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这是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的根基。今后一个时期,每年有7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6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30万以上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源源不断加入劳动者队伍,这是将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转换为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形成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强大人力资本条件。与此同时,还应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性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降低绿卡申请门槛,放宽绿卡取得条件,建立技术移民机制,创造更加开放、便捷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条件。

记者:实现新一轮转型应围绕哪些维度展开?如何处理好速度与转型的关系?转型的核心环节在哪里?已取得了哪些进展?

经济增长减速并不必然是坏事。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高速经济增长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赶超现象。例如,2014年在世界经济平均2.5%的增长率下,低收入国家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5%,而高收入国家只有1.7%。这是因为,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生产率的差距,经济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则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要认识到依靠传统增长动力,必然要面临减速的挑战,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则是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过去受供给不足的困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规模扩张,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达到11.2亿吨,已供大于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6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372.5万辆,也已接近产能上限。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条件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向“工业4.0”升级,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智能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力争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王一鸣: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正在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的对外直接投资约1400亿美元。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促进企业提升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水平。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建设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对外经济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主动。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一轮经济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包括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经济增长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特别是消费需求潜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有效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培育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成功完成新一轮转型,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

可以说,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大量经济学文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这个增长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

从近两年情况看,新一轮转型已经展开并取得积极进展。近两年来研发投入大幅增长,占GDP的比重超过2%,其中70%以上是企业研发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连续多年高于50%,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4%,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业增加值超过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6%。

创新是否成功,最终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记者:改革应在新一轮转型中扮演什么角色?主要从哪些重点领域突围?

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从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广义理解创新驱动,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而这两种创新是否成功,是否可以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最终都是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王一鸣:第一轮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改革开放,解放了被落后经济体制束缚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根据我们所做的经济计量分析,在1982-2009年期间,在10%左右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中,资本积累扩大的贡献率为7.1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0个百分点。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以往这种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将变化,传统部分对增长的驱动力必然减弱。

第一,实施战略创新驱动。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随着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储蓄率和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再能保持原有的水平;劳动力数量逐渐变为负增长,而人口抚养比则已经跨过了从下降到提高的转折点,因此,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转正为负。经济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只有显著提高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我国经济才能保持必要合理的中高速增长。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更加开放便捷地吸引国际人才。

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补充和配合,既是创新驱动的源泉也是创新驱动的归宿。在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如果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根据估算,GDP的年度潜在增长率,从过去三十余年的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预计“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下降到6.2%。然而,这个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宿命。在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体制创新完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延长传统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技术创新速度,赢得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无论是延长传统动力的机会窗口,还是挖掘新的增长动力,都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提高。我们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果在“十三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高年平均潜在增长率0.99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可以不打折扣地转化为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可回避地要经历艰难困苦的转方式和调结构过程。

第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

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第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监测预警方法。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风细雨中实现,而需要经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在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样,立竿见影地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

第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深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试点,积极探索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

从人口数据看,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作为外出打工主体的农村16-19岁的青年人口,都已经于2014年达到峰值,今后总量将绝对减少。与此同时,年龄在40-45岁的农民工数量也开始减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城市的长期预期,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开始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在政策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外出的净增长速度也必然减慢。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显现。例如,在2005-2010年期间,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4%,2014年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仅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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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将来自改革红利,而改革红利则直接体现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效果上。具体来说,旨在保持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要通过延长人口红利以及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建议》明确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设定了时间表,用有针对性的指标规定了路线图,必将产生明显的改革推进效果,创造有利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改革红利。通过清除一系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体制障碍,可以进一步疏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稳定城镇化速度,获取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农民工就业是不稳定的。当人口结构变化到这样的阶段,潜在的外出农村人口不足以补偿回流的农民工时,劳动力短缺现象将进一步加重,还会造成生产要素的逆向配置,进一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形成所谓逆库兹涅茨现象。只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才能阻止农民工的倒流,避免出现逆库兹涅茨现象。

其次,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创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层面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建议》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指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容回避的路径,即一方面,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这就要求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最后,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引导创新发展的指标。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化为相应的发展实践,应在具体的规划中形成对应的指标,或许不必直接用于考核,但作为一种宏观激励信号,有助于引导政府、社会、企业了解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例如,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于20世纪90年代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设定为国家目标,从此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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